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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寨之行促使万里“改弦更张”抓农村改革

来源:知县网 作者:知县网 人气:231 发布时间:2016-03-09 10:15:47
摘要:去年7月15日,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与世长辞了。今年,则是万里同志诞生的100周年。因此,在这2个特殊的年份里,金寨人民、安徽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更加思念、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、革命家。之所以如此,不仅因为他曾经在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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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去年7月15日,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与世长辞了。今年,则是万里同志诞生的100周年。因此,在这2个特殊的年份里,金寨人民、安徽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更加思念、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、革命家。之所以如此,不仅因为他曾经在安徽任过职、当过书记,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从安徽拉开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!而促使他痛下决心、改弦易张、抓农村改革的直接原因就是他在金寨的一次泪流满面的走访和调查。
 
           一、危难之时,受命来到安徽“救火”
   
    1977年6月21日,卸去铁道部部长之职的万里,抵达合肥,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、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。
已经是61岁的万里“空降”安徽,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!
    持续十年之久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,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。尽管,著名艺术家常香玉用她那河南梆子特有的高亢、豪迈的唱腔,把亿万人民的喜悦之情挥洒得淋漓尽致:“大快人心事,揪出‘四人帮’!”但是,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。这时,万里刚被“解放”出来,原本是派往湖北省工作的,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,向老首长辞行。当时,邓小平虽然还处于半解放状态,尚未公开露面,却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。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,迟疑了一下,说:“你不要着急走,再等一两天。”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、叶剑英建议,安徽这个“老大难”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。于是,万里转而来到了安徽。
    当时的安徽,是死水一潭。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,唯独安徽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“四人帮”,还在捂盖子。一捂,就是八个月。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,“四人帮”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。
   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,顾不得旅途的劳累,就召开了省委常委(扩大)会议,传达了中央《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》的指示,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。紧接着,他就快刀斩乱麻,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,该调的调、该撤的撤、该抓的抓,不姑息、不迁就;同时为在“文革”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,并及时将那些根本没有问题、却被“靠边”和仍然关在“牛棚”的干部解放出来,迅速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。
    这果断而有力的一套“组合拳”,很快地将死气沉沉的安徽打出一片新天地。
    可是,万里没有想到,就在他大刀阔斧、拨乱反正的时候,合肥大街上竟然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。与此同时,许多县市要求紧急调拨粮食的报告,接连不断地送上来,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、事态之急,火烧眉毛!
    万里这才发现:安徽省的经济问题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。于是,他决定亲自下去做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。
 
              二、深入农村,调查走访了解实情
    
    准备历时二十多天的调查走访,万里指定王光宇和他一道下去。王光宇在新的安徽省委班子中,是一个老资格的农业书记。早在1954年,王光宇就是安徽省委的农工部长,一年后升为负责农口的副省长;1957年便出任分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,十多年来,他一直就在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农村工作。
   万里的出行很简单,他和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,除去驾驶员、警卫员就只有秘书。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,他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,让自己的秘书坐王光宇的车。从淮北到皖中,再到江南,事先不打招呼,说走就走,随时可停;每到一地,一竿子插到村、访到户。前后跑了二十多个市县,他一不开会、二不作指示,只是看、只是听、只是问。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,结果是,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,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,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:“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,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,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,还是非常刺激。我们有些人瞎指挥,什么都管,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。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,教训很惨重,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。”
   在定远卢桥,看到一个上身没穿内衣、只穿了件空心棉袄、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,挑着一副担子,走累了,正在路边休息,万里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。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,他拍拍肚皮说:“没有别的要求,能填饱肚子就行。”万里说,这个要求太低了,问他还有什么要求?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:“里面少装点山芋(红薯)干子!”
   万里听罢,良久无语。
   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,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,盖的是烂棉絮,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;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,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。
   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,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。于是,万里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点。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,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、拖儿带女的农民,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“玩”着“老鼠和猫的游戏”,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。他忍不住地对当地领导发了火:“不要再念紧箍咒了,再割‘资本主义尾巴’了!禁止人家出去要饭,你们就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!”
   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,有人说:“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。”
   万里听了,气愤地说:“讲这种话,立场站到哪里去了?是什么感情?我没听说过,讨饭还有什么习惯!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,是能吃苦的,是要脸面的,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,有饺子吃,谁还愿意去讨饭?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,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!”
   最让万里感到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!这年11月7日,万里前往革命老区金寨县调查走访。
  “万书记,金寨县委书记带着他的班子来迎接你了!”秘书提醒万里。万里回过头去,只见书记、县长、副书记、副县长、组织部长、宣传部长、县委办主任等八、九个人,风尘仆仆地向他这个省委书记走来。
  “万书记,来之前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?”金寨县委书记接着向万里逐一介绍身后的八、九位大员。万里逐一握了手,说:“这一段工作强度太大了,想换换脑子,随便转一转、看一看。不需要这么多人来陪我,金寨还有60万人口,你们该干啥干啥去。给我一个县办主任当向导。”
   “王主任留下,其他人跟我回去。”金寨书记下了命令。大家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,不情愿地离开了,他们心里在打鼓:新书记、新作风,厉害!
    ——在立夏节起义旧址--丁埠大王庙前,万里认认真真地听取了党史人员的讲解。
    ——在革命历史陈列室里,万里认真地查看了件件血迹斑斑的文物。
    ——在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,万里向烈士们献上了花篮、脱帽鞠躬。
    ——在县城红军村干休所,万里看望了离休老红军,召开了座谈会。
    ——在梅山水库前,万里与人们合影留念……
    中午,万里一行在食堂里吃了一顿便餐,便翻山越岭,深入到边远山区,到一些当年的老红军和烈士的家中去访问,和他们促膝谈心。
    万里乘坐的北京吉普车行驶着,前面一座大山横着、挡住了去路。于是,他们不得不下车翻山前行。王主任说,山前有一个村庄,那里有十几家农民,其中,七家是红军家庭。
    翻过大山,伫立山顶,远远望去,几幢房子,没有规则地散落在向阳的山坡上,犹如一把棋子散落在棋盘上。王主任用手一指,说,“前方就是,靠近那棵大树下面就是一家老红军。”
    万里擦了擦汗,说:“我们就到树下的老红军家瞧瞧去。”
    他们接着前行,来到树旁。这是一幢没有院墙的土坯房。土坯房原是三间,年久失修,塌陷了一间,实际还有两间。房子左边是新打来的柴草。房门斑驳陆离,不成样子了。老爷子躺在门口的地上晒太阳。王主任走上前去,说,“老人家,这是省里的万书记来看你了。”老人目无表情,只是坐了起来。万里也随手拉了一把柴草垫在地上,与老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,唠起了家常。
    万里问老人家,“你们村红军烈属、军属有几户?”老人说有7家。
   “你家是吗?”老人说:“我爹死时才惨哩,我才13岁。收尸时一条大腿还被狗吃了。”
   “现在家里几口人吃饭?”老人说:“四口,我和我屋里头(爱人),还有两个没过门的闺女。”
   “生产队里一年能分多少粮食?”老人伸出三个指头,“每人每年不到300斤。”
   “这300斤粮食能吃多长时间?”老人说: “瓜菜一起吃、省着吃,顶多能吃九个月。其余3个月就要饿肚子啦。”
   “你家现在一天吃几顿饭?”老人说: “一顿。”
   “你吃过了没有?”老人点点头,说是吃过了。
    望着老人严重缺血的脸孔,万里缓缓地站了起来,老人下意识地说,屋里坐吧?万里说,我要看看你的家。
    老人推开了门,告诉家里人说有客人来了。
    万里进了屋,两眼一扫,只见这家家徒四壁。这边是锅,那边是床。母亲和两个闺女在床上,缩坐在一起。旁边的被子已露出了棉絮。
    老人说,“客人来了,烧锅茶么!”母亲正要起身,忽然想起自己和女儿没穿裤子。原来他们全家只有一条裤子,穿在了老头的身上。
    母亲起身的一瞬间也让万里和同行人尴尬万分。万里借机转到灶台旁,他揭开锅盖,里面是菜粥,一股发了霉的剌鼻的味儿直冲他来。万里紧锁双眉,从这家出来,他一言不发。
  “我们再看看另一家吧?”万里向身旁的王主任提议。
   王主任又把万里领到一家红军老战士家。
   这家老红军姓陈。陈老先生14岁参加工农红军,膝下无儿无女,时下已经71岁,他与小他7岁的老伴相依为命。两位老人骨瘦如柴,手臂上的青筋鼓得老高,脸颊像核桃似的,营养极其不良。70岁的人长得比80岁的人还显老。
   老人对前来的万里说,“前天不知吃了什么树叶子,五天没有大便,多亏老太婆用树棍、硬是把石子般的粪蛋从肛门里一点一点地给抠出来,要不然今天还见不到你们哩!”
   万里问粮食还能吃多长时间?老人叹了口气:“不说了,说起来丢人。我这么捉摸着,民国那时很苦,也没有我们现在苦哇!那时我们革国民党的命,革日本鬼子的命,打倒蒋介石、建设新中国,现在倒像革自己的命啦,真是有生不如死的想法。总盼着这穷日子能过去,因为我相信党,我本身也是党员呵!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我就盼着吃顿饱饭,可是现实却是老太太过年——一年不如一年呐。你们都是上边的人,给中央反映反映。过了初一,还有十五,我这条命也不长了。”老人说完眼眶中涌出一汪泪水……那泪水中满含着他对中央的一片深情啊!
    从这位老红军家里走出来,万里又来到另外一户农民家。看上去这户农民也是家徒四壁,门窗都是土坯的,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。屋中央,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,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:“你家几口人哪?”
    中午妇女回话说:“五口,夫妻俩,带三个孩子。”“爱人呢?”万里问。妇女说:“干活去了。”“那三个孩子呢?”“都出去玩了。”
    万里说:“请你把他们喊回来,让我看看。”
    对方面有难色,不肯出门去找。
    万里有些奇怪,在他再三催促下,中年妇女才径直地向锅灶走去,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。
    万里这才发现,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,都缩在灶膛里!原来烧过饭的锅灶,这时尚有余热,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。
   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,心如刀绞、泪流满面。望着绵延八百里的大别山,万里默默地想,虽然你山青水秀、层林尽染,然而你却养活不了自己的儿女?是天灾还是人祸?万里不能再沉默了!当晚,在金寨县(扩大)会议上,他第一次摔掉了自己的帽子,他激情四射!他把自己全天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地向大家兜撒出来,质问在座的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?从书记到县长,他一个一个地挨着问,目光灼人。最后他长叹一声: “中央把我派到这个省,我万里也有责任呵!想想我们解放都快28年了,老区还是这样穷,我们对不起老区人民呵,四口人一条裤子、食不果腹,我们何颜以待?问心有愧呀!过去只听说大别山区还很贫穷,但是没有想到竟然贫穷到这般地步!老是莺歌燕舞,这个问题不解决,三年禁讲莺歌燕舞!讲实话是要被打倒的,我已经是第二次被打倒的人了,我不怕第三次被打倒!救火救急。你们立即调查,金寨究竟有多少人过不了冬,缺欠多少,如实上报,我来救济!”
    大家一阵掌声。在这次会议上,针对老区人民生活极其困难的实际,万里说,你们山区竹子多、木材多,能不能搞一点竹木加工?不要搞大的,要搞小的,比如:筐子、篮子、杆面杖、洗衣板,等等。要打破束缚生产的条条框框。这样,生产搞起来了,你们山区多余的劳动力就有事情干了,就能把劳动力充分地利用起来;生产搞起来了,就能增加群众收入、改善群众生活,好处很多啊!万里还说,听说你们有些农民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,为什么不能利用山林资源、多发展一些竹木加工,增加群众收入呢?山区的水利资源充沛,可以多办一些小型电站嘛。
    听说山区面貌贫穷落后,万里说,金寨是老根据地,对革命贡献大,老区人民在半个世纪以前就闹革命,打出了一个新中国。现在,全国人民都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了,可是,你们这里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卫生都还很差,这就要你们努一把力、办一些事。一是交通问题。宁可简单一些,一定要把公路都修通。你们计划一下,民工建勤也好、民办公助也好,要尽快地把全县的公路都修通,越快越好,公社要先通车,省里可以考虑支援你们一些交通工具。二是解决国家兴修梅山、响洪甸两大水库占用你们十万亩土地的问题。你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库区生产搞上去,要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。当然,国家也要尽力支援、尽快落实电费提成问题。万里一再指出,你们县现在有的农民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,怎么能搞好四个现代化?你们没有大工业,可以把小水电发展起来;要积极地办一些社队工业。不搞一点副业、不办一点工业,是不行的!中药材光靠野生不行,要有计划地种殖一些。粮食问题,要努力地提高单位产量、搞好科学种田,要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前提下,造一部分农田、扩大耕地面积。   
    万里对山区人民的生活非常关心,反复询问:金寨有哪些地方病?教育、文化、卫生事业办得怎么样?万里说,山区为什么痴呆多?主要是近婚、早婚造成的。山区的卫生事业要搞好,要开展卫生宣传、普及卫生知识;要提倡晚婚晚育,加强计划生育方面的宣传;文化教育事业也要发展起来,还有一个科学技术问题,也要大干快上。万里最后说,发展面临的矛盾很多,你们要看准一个、解决一个。比如,水库周围的问题,或工或农、或渔或副,怎样把经济发展起来?你们要想办法,要尽快地把生产搞上去。
    一个星期后,金寨县要求的救济报告送到了省委,送到了万里的桌上。万里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:拨批金寨县救济金120万元;救济棉14.5万斤;救济棉布108万尺;救济粮50万斤。
     消息传到金寨,老区人民奔走相告。那位姓陈的老红军领到救济粮时,才知道当时到他家做客的就是省委书记万里,他激动地说,有这样的好干部,我们党有救了。以前有个包青天,现在有个“万青天”啦!安徽有希望啦!
 
           三、痛下决心,强力推进农村改革
   
     从金寨回到合肥,万里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,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。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。他是动了感情的,“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,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,当年,老娘送儿子、媳妇送丈夫、弟弟送哥哥,参军参战、前仆后继;一个当时只有二十多万人的金寨县,当红军、牺牲掉的,就有十万人!没有他们,哪有我们的国家?哪有我们的今天?可是,解放以后,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,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,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!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,问心有愧啊!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,是农民支持了我们;但是进了城,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,忘了娘了,忘了本了!”
     他说,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。这不对头!这里面有问题!这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了!“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!否则,连肚子也吃不饱,一切都无从谈起。”
     与此同时,他又召开省委常委会议,他沉痛地说:“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,吃不饱、穿不暖,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!我真没料到,解放二十多年了,不少农村还这么穷!我不能不问自己,这是什么原因?这能算社会主义吗?……”
     他的声音有些哽咽,几次都说不下去话了。
    “我们必须改弦更张,”他坚定地说,“我们要用新的政策、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。”
     这些话,在今天听来很平常,可在当时,他提出“必须改弦更张”,真的让在座的常委们惊心动魄、热血沸腾。
     就这样,经过了几上几下,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震惊全国的《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》,简称“六条”。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,拨乱反正,做了新的具体规定,突破了许多禁区。 
     它的主要内容是: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,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,可以组织作业组,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,也可以责任到人;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;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;落实按劳分配政策,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、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;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;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。
     这些内容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,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涉及到“原则问题”,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禁区。比如,自留地和家庭副业,过去是要割掉的“资本主义尾巴”,文件中却规定不仅允许,还要“鼓励”;尊重生产队自主权,过去一直是批判的“自由种植”,文件中却规定要“尊重”,等等。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,在当时,已是石破天惊!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“天条”。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、却仍然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,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“左”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;是它坚定、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!
   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,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,他却以改革的名义,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之中的气魄与远见卓识,义无反顾地“正本清源”、冲锋陷阵,他要杀出一条血路来!
    然而,道路是曲折的!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!万里在安徽主导的农村改革,好象与全国的形势很不“协调”!一时间,金寨与大寨,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史上一个对立的“两极”。
     山西的大寨与黑龙江的大庆,是当时中国农业和工业战线上树立的两个典型。而万里却在安徽搞出的一个金寨与凤阳,当时的人们都说:这无疑是与中央对着干。
     1978年1月4日至26日,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,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。万里拒绝了。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。临走前,万里嘱咐说:“你去了只听只看,不发言、不吭气。大寨这一套,安徽的农民不拥护,我们不能学,也学不起。当然,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,回来后也不必传达。”
     万里的这一举动,显然引发了中央少数保守派的极大不满。正面交锋由此开始。
     1978年3月,万里亲自在《红旗》杂志上撰文,题目是《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》,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,并鼓励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的自主权“鼓与呼”。而与此同时,保守派们的动作要比万里声势浩大得多。
     春节过后,他们组织驻昔阳、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,针对当时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舆论,写文章进行反击。
     据介绍,当时,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,就是中央、省地级通讯社、报社、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“驻大寨联合记者组”,“不管你是哪一级、哪一家新闻单位,都用这个名义采访、写稿子。”
     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,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,都感到有点为难。大家议了议,最后决定,只讲大寨、昔阳的经验好,不讲人家的不对,不交锋、不骂人。
     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,依然可以嗅到浓烈的火药味。
     1978年4月21日,《山西日报》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,以《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》的标题发表,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进行了一次大批判。
     万里回应说:“既然《人民日报》领导说我们也可以写文章,我们就和他们他们摆事实、讲道理,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,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,各说各的。”
     后来,遵照万里的意见,安徽省委派张广友等人到六安、滁县地区了解广大农民对《六条》的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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